咨询手记9：我们的缘分尽了吗?
婚姻咨询是心理咨询的一大服务项目.在此当中,心理咨询人员应采取什么立场?推动来询者思考什么问题?最终达到什么目的?这是婚姻咨询中的常见问题.在下面的手记中,我为一个从国外来的女留学生做婚姻咨询,其中我既没有劝和,也没有劝散,只是竭力推动她多做反省与沟通,最终取得了于是想的效果.
我们的缘分尽了吗?
不去白不去
卫红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
她丈夫志刚在半年前以陪读身份来美探亲.他来了之后一直赋闲在家,虽也偶尔出外打工,却总是零敲碎打的,不能持久.结果志刚的脾气越来越坏,卫红对他也越来越失望.
他们两个未聚则苦思,相聚则苦斗,其夜茫茫不见光明路.
卫红与志刚原是大学同学.卫红学英语,志刚学政经.两人性情相投,容貌相配,上大三时开始热恋.他们是校园里公认的一对才子佳人,毕业后即筑了爱巢.
曾几何时,他们温柔步于共前月下,轻吻于秀林清风.树头的知了曾替他们歌唱,池塘的青蛙曾替他们欢呼,白云曾为他们作证.夕阳曾为他们祝福.
后来,卫红不甘大学同学们一个个都出了国,只有自己坚守岗位.大学4年中,卫红的学习成绩一向是拔尖的,凭什么在出国留学这件事情上她要落后于他人呢?
卫红想不通,就与志刚合计要一同出国留学.志刚却不怎么热衷出国,他愿意在国内干一番事业.他认为出国未必就有本事,留在国内未必就没出息.
志刚出身于高干家庭,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办什么事都很方便,所以他不愿放弃这片大好的"根据地".
无奈之中,卫红开始单独联系出国事宜,结果很快被美国中部的一个州立大学录取,攻读英语教学法硕士学位,并得到了全额奖学金.卫红怀着兴奋的心情将此喜讯告诉志刚,志刚却冷冷地说:"不是说好不出国了吗?"
"我们班上的人差不多都走光了,我学英语这么多年,难道就该出去见一见世面,你也替我想一想呀."卫红噘着嘴说.
"你可以等公派的机会嘛."志刚答道.
'公派?算了吧,还不知要等到什么猴年马月呐."卫红苦笑着说.
志刚皱着眉头,什么都没说出来.
卫红用手指着录取信说:"看看这儿,是全额奖学金呐,不去白不去."
于是,两家人一起商量此事,最后决计放卫红"出洋",学毕即归.志刚的家人还专门提到,他们两个年纪都不小了,可以开始考虑要孩子的事了.
卫红"出洋",志刚去机场送行,两个很是伤感了一番.他们自大学同学以来,还从未这样分离过.
当卫红含着热泪,一步三回头地告别志刚时,心里闪过一种前所的失落感.她不知道,随着那即将起飞的波音747班机飞向大洋彼岸，她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她还想到了前不久堕胎的事情。如果这事让志刚家人知道了，他们肯定会极力反对她即刻出国的。毕竟他们家老爷子已是七旬之人了，家中已有两个外孙女儿，就等着抱孙子了。
在这关键时刻，志刚义无反顾地支持了她。
旅途中，卫红将这一切感受都记在了日记本上，她甚至有些后悔自己一个人出来留学。
这是哈佛呀
卫红到了大洋彼岸后，很快适应了异域的生活，学习也再现了当年的辉煌。
卫红感到在重新焕发自己的青春活力，利用课余时间跑了不少的地方，也越来越喜欢这片土地。更重要的是，她已经不满足于只获取一个硕士学位就了事，她要向博士学位挺进。而且，要向名校的博士学位挺进。
于是，她开始申请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大学的研究生院，居然如愿以偿地被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录取了。卫红接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天，兴奋地哭了。她没有想到自己的运气会这么好。她立刻给自己家中打电话，约好时间让志刚来接电话。
“我被哈佛大学录取了！”卫红对着电话筒兴奋地嚷道。可话筒那一边却是沉默。
“喂，喂，志刚，你听见了没有？”卫红尖声叫道。
“听见了，可你叫我怎么办？”话筒里终于传来了志刚有气无力的回答。
“来美国吧，我会带你去逛纽约，华盛顿，大西洋赌城，迪斯尼乐园，你难道不想出来见一见世面吗？”
“唉，可你叫我怎么对我父母交待，我爸爸前天还问起你什么时候回来。”
卫红不再激动了。顿了一下，接着说：“志刚，你一向是很有闯劲的，怎么在出国这件事情上变得这么缩手缩脚的？”
“闯劲儿，闯劲儿也不一定要用在出国上嘛！”志刚的声音开始变大，“眼下我正与几个哥们儿合计着要下海经商，连地儿都找好了，就等你回来一起大干一场了。你的英文也可以派上大用场了，你说，你叫我怎么向那几个哥们儿交待啊？”
两人都不再说话。
这时，卫红的父亲接过电话说：“你们都不要这么浪费钱嘛，还是让我们先坐下来商量一下，然后再给你回信，好不好呵？”
“不行”，卫红斩钉截铁地答道，“依照美国大学的规定，如果我不在他们发出信后15天内答复校方，就算自动放弃奖学金啦。”
“唉，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让人立即就答复你。你跟志刚也是有约在前的，现在改变也要有个商量过程嘛。”卫红父亲嘟嚷着。
“我也是今天才得知消息的，而且，这是哈佛呀！”卫红不满意父亲不替自己说话。
“那你应该早点儿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大家，让我们也有个思想准备，你干事总是爱给大家来个突然袭击”
这时，志刚接过电话说，容他回家再作商量，并约好第二天再打电话。
后边的事情就不必多言了，反正是志刚辞职，却没有下海经商，而是来美国陪读。
卫红和志刚终于团聚了。然而，昔日的激情却不再现，彼此越来越感陌生，越来越缺少共同语言。两人由小吵到大吵，由当初的异床同梦到如今的同床异梦，不过是半年多的工夫。
卫红和志刚都苦恼万分，“离婚”这个字眼儿已开始常挂在他们的嘴边。
我不明白我想多读点儿书有什么错
认识卫红是通过我妻子，她们结识于在哈佛燕京学社举办的
一次文学研讨会上。
志刚来波士顿那天，卫红打来电话在，请我驾车到飞机场接人。之后，他们两口子又请我们过去聚了一次，当时志刚还向我询问了一些有关申请学校和打工的事情。我对他们两口子的印象蛮不错的。
半年后的一天，卫红忽然打来电话，问可不可以与我单独谈一谈。
“可以知道谈什么吗？”我谨慎地问。
“是关于我和志刚的事情，反正一句话说不清楚。我知道你是学心理学的，也许你能帮助我理一理思绪，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卫红答道。
第二天，卫红来到我的办公室，坐定之后就对我说：“希望你能对我在这里讲的一切保密。”
“那当然了，”我应道，“这是干我们这一行最起码的要求，也包括对我的家人。”
卫红会心地一笑，接着就讲述了自志刚来美之后，他们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争执与冲突。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对今后发展去向的冲突。志刚虽然人在美国，心里却念念不忘国内那几个哥们儿的一摊子事儿，他们已经在国内正式注册成立了公司，并来信邀他回去掌舵。志刚出国前，曾告诉他们，此次来美国，也是为了探测一下美国的市场行情。志刚说他从未想到过要留在美国，尽管卫红不止一次地试探过他。
第二，是志刚现在出外打工，干的尽是零工粗活。这与志刚原来在国内做的工作极为不协调。志刚常抱怨，这样呆下去，他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废人。而对于卫红一再要他也上学的请求，志刚却始终无动于衷。“我已经学不动了，况且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志刚总是这般搪塞卫红。
第三，是关于他们的生育的事宜。这是志刚家人的一桩心头大事，而卫红却明言起码还要再等5年。尽管志刚也不是立即就想要孩子，但他不满卫红这样一再地拖延。可卫红又能承诺什么呢？拿了博士学位之后还要找工作，找着工作之后又要过终身教职关，那根本就不是5年的事儿了。
眼下，志刚每天嚷着要回国去，他自言受不了在这里当人下人的日子，他要回国去当人上人。然而，他们两个心里都很清楚，志刚一旦回国，则意味着他们的婚姻势将结束。
他们曾共有一个美好的家，一份共同的梦想，但眼下，他们已开始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连睡觉都要分床了。
“难道我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吗？”卫红问我。
我没有出声，在等她答复自己。
“我不明白我想多读点儿书有什么错？难道我一定要拿哈佛的博士学位去换我的婚姻吗？难道我们有了各自的事业不不可以有共同的家庭了吗？难道我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寻找新的情感归宿吗？”
卫红一连气儿地问我。
我依然双眼注视着卫红，等待她的答复。
面对我的注视，卫红略有些不好意思。她翻了下眼睛问我：“你平时不是挺健谈的吗？怎么今天变得这么深沉？”
“我是在认真思考你提出的每个问题，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回答说。
“我正是因为想不清楚才来找你，如果我自己想得清楚，我干嘛还来找你啊？”卫红也直视着我。
“你是想让我告诉你现在该怎么办？”我问卫红。
“这难道不是你们心理咨询人员该做的事儿吗？”卫红反问我。
“你觉得我有能力给你指点迷津吗？”我再问卫红。
“那你们做心理咨询的人到底怎么帮助人？”卫红略有些不高兴了。
顿了一下，她又说：“你看，我已经讲了大半天的话，可你除了讲了几句同性性，理解性的话外，什么好话都没讲出来。这完全不像上次你陪我去机场接志刚时的那个样子，一路上谈笑风生，给我讲了那么多很有生活智慧的话，使我很受启发。我这次来找你，还以为你会接着开导我呢！”
卫红的话，代表了常人对心理咨询的误解。他们认为心理咨询只是为人出谋划策，指点迷津。他们没有想到，这其实正是心理咨询之大忌。
想到这里，我对卫红说：“卫红，我很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你是希望我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你该怎么处理与志刚的关系。如果我们是在另一个场合谈论这件事，也许我会更加直接一些；但现在，我们是在咨询室里谈这件事情，而心理咨询的首要原则就是不要去替人当家作主。所以，我希望能与你多做探讨，少做指教。我也希望我是在帮你拿主意，而不是在替你拿主意。这就是心理咨询与一般生活咨询的不同之处。所以说，我不能直接回答你提出的问题。”
卫红听后，先是点点头，后又摇摇头。
“你有什么疑问？”我问道。
“我不习愦你现在的讲话方式。”卫红干笑着主。
“YES”我用英语答道，“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随便聊天，我们是在进行很认真的心理探索。”
接着，我向卫红讲解了心理咨询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并建议我们先见6次面。为满足卫红的迫切心情，我答应她在每周内安排两次会面。
临出门的时候，卫红还不放心地交待说：“可千万别让志刚知道我来找过你，不然他会多心的。”
“放心好了，”我应声说，心里琢磨着她这句话的意思。
我不满意你总是在回避矛盾
过了两天，卫红再来见。她一脸的倦容，眼眶黑黑的。
“我越来越感到我们的缘分是尽了。”卫红张口就说。
“嗯哼，”我应了声，我没有告诉你一件事儿。就是志刚已变得越来越狭隘了，他很忌讳我与其他男人来往，这段日子内，他做了好几件极其无聊的事情，伤透了我的心。
说到这里，卫红的声音略有些发硬。
“看来事态是越来越严重呵。”我评论说。
“是呵，志刚变得简直让我快认不出了。”
“志刚究竟做了什么使你伤心的事情？”
“唉，上个星期，他趁我上课之际，把家里的东西翻了个底儿朝天，找出所有人给我的来信，一一翻看。有几封信是我大学同学写来的，其中有一个男生以前追过我。他现在正在西北大学的沃尔顿商学院攻读MBA，我曾与他联络，为的是替志刚了解申请到他那里上学的事情。可志刚看了这封信，却醋意大发，说我们这是旧情复燃，还扬言说要打电话警告他。说实话，当初那个男生追我时，我并没有隐瞒志刚呀。志刚还让我自己选择，显得十分大度似的。怎么现在变得这么蛮不讲理啦？我这也是为了他好呵。他在美国拿了一个MBA，回去办他的公司，也多一分资本嘛，他怎么就这么不明事！”
“志刚误会了你的苦心，你感到很伤心。”我张口说。
“还有呐，我这学期选修了一门研究方法的课程。为完成一份作业，我要分别采方20名美国学生，20名中国学生，比较他们在学习动机上的差异。其中有些人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我一下子联系不上，就分虽给他们在电话上留了言。结果人家回电话时，志刚都没有好气，特别是对咱们大陆的男同胞，更是严加盘问。弄得人家都不敢再与我联络了，你说这事儿可气不可气？”
卫红的脸开始有些涨红。
“所以你很生气志刚不该这样影响你的学业。”我应声说。
“有时候我上课回来晚了，他也不高兴。怪我从中国专门雇他来伺候我，当我的保镖，管家，佣人，信差，狗腿子。可他呢，能一天到晚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就不能自己做顿饭？他也不是不会做饭的。”
“所以你希望志刚能多分担你的压力。”我插嘴说。
“对呀！什么是家，家不就是两口子共同分担家庭的义务嘛，你说是不是？”卫红问我。
“你对家的理解很实际呵？”我反问。
“我能不实际吗？这又不是在谈恋爱。说实话，早知志刚是这个样子，我绝对不会让他来美国的。现在他来了，我们两个人都活的很累，干嘛呀！”
卫红滔滔不绝地抱怨着。
等卫红停下来，我问她：“志刚变化这么大，使你感到难以再共同生活下去，那你觉得你自己又有什么变化呢？”
“我——，我承认我也变了，用志刚的话来讲，我变得更加冷漠了，更加书呆子气了，更加在乎名利了，更加没有女人味儿了。”
“那你怎么看待志刚对你的这些指控？”我又问卫红。
“我承认志刚讲的这一切都是事实，我是不像以前那么纯情可爱了，那么温柔体贴了。可这儿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我又要读书，又要写作业，又要打工，又要争取奖学金，现在又要操心志刚的事儿，我能不变吗？”
我点一点头说：“是呵，你是活得很累。”
“说实话，在国内读书，我从小到大都是受宠的对象，可在这里读书，有谁宠过我，我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又有谁来帮助过我？这些苦，我都一个人担着了，可志刚还是不能理解我，还嫌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对的。我真是——唉。”
卫红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也随着叹了口气。
之后，卫红忽然提高嗓门说：“我就是不明白一点，我来美国，不就是为了多读一点儿书吗？难道女人就不能比男人多读些书吗？难道女人就一定要做成功男人背后的影子吗？难道男人就不能屈尊做一回女人的狗腿子吗？”
卫红的嘴角一颤一颤的，越说越激动。
见此，我插嘴说：“卫红，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我也认为你提出的问题都是很实实在在的问题。我能理解你此时的心境，因为——”
“理解管什么用”卫红忽然打断我的话，“我们谈了这大半天，你从来没有给我提出一个实实在在的建议，我不明白，我给你讲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
“卫红，你指望我对你说些什么呢？是劝你们和，还是劝你们散？”我反问。
“是和是散，是我们自个儿的事儿，你就不能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来帮助我化解当前的危机吗？”卫红两眼逼视着我。
我感到了卫红对我的愤怒，但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意外。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典型的移情表现。也就是说，卫红在将她对志刚的愤怒发泄到我身上来了。而按照“精神分析学说”，认识和化解这种移情表现，是治愈一个人心理困惑的关键。我想我一定是在什么方面使卫红想起了志刚，才使她产生这样的移情反应。
想到这里，我问卫红：“我听得出你对我有不满的地方，你能告诉我，你不满意我什么吗？”
“我——，我满决你总是在回避矛盾。我来找你，是希望你能帮助我出谋划策，解决我当前的家庭危机。可你总是在躲躲闪闪的，好像生怕承担什么责任似的。我最讨厌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卫红忿忿地说。
“噢，你说你不喜欢不愿承担责任的男人，你可否讲得具体一些？”我客气地问。
卫红略提高嗓音说：“身为一个男人，就应该说话办事，果敢利索，旗帜鲜明。那样才能给女人以安全的感觉，就像一棵大树一样，而不是像一根稻草。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男人都应该挺身而出，去想尽办法加以克服，而不是躲在一旁，悲叹自己的不幸与无能，等待女人去替他擦屁股。”
“像不是觉得我为你咨询的态度不够旗帜鲜明，有点像志刚现在的样子，是吗？”
“是的！”卫红干脆地说，“其实我早就有这种感觉了，只是碍着面子没有讲出来。说真的，我不知道我们这样谈下去，对我还会有什么用处？”
正在此时，电话铃响了，是下一个要来见的人来了，我起身送卫红出门。
临别时，她对我说：“请你不要介意我今天的直率。我跟你谈话，总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我很欣赏你善解人意的功夫，要是志刚有你四分之一的功夫，我们也不至于吵得这么凶。”
“感谢你对我的肯定，我会认真思考你提出的问题的。”我回答说。
他变得俗气了，狭隘了。
那天见过卫红后，我耳边回响着她说过的话。
我能理解她内心的苦衷，但我也发现她思想上的两种倾向，一是自我中心的倾向，二是依赖他人的倾向。
作为前一种倾向的表现，卫红在谈话中反复谈的都是“我”的感觉，而很少谈到“我们”的感觉。也就是说，卫红在思考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志刚的感觉和利益。其实，她最初联系出国留学及后来联系到哈佛读博士，都是背着志刚做的，这都很说明问题了。
作为后一种倾向的表现，卫红表面上是在批责志刚没有勇气承担责任，给她以大树的感觉，实际上却是为自己不局敢承担责任而开脱，说明她没有看到自己有什么问题，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现实。
所以，我决定在以后的会面中，着重跟她讨论这两种思想倾向，以帮助卫红更好地认识自我，把握自我，克服当前的危机。
两天后，卫红再来见我。她那天迟到了10分钟，气喘吁吁地进了门，直抱歉下课迟了。等她坐下来，我们先聊了些学习上的事情才引入正题。
“你上次在谈话中讲，希望我能给你明确地提一些建议，所以我今天想与你讨论两个我观察到的问题，我希望这能帮助你更好地认清自我，处于是好当前的危机。”我开场白道。
“咽，你说吧。”卫红望着我。
“第一个问题是，我发现你在谈话中谈了很多你的苦衷，还没有听你怎么讲志刚有什么苦衷。当然，我理解志刚近来的变化令你很失望，但我想志刚的变化也是有着深刻原因的。你说呢？”
“志刚当然也感觉很苦。他为了我不异蒙骗家人，牺牲了在国内的事业发展，眼下又在打工受苦。我从来没有说志刚不能吃苦，我只是说，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能更坚强一些，像个男子汉那样，去承受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和磨难，况且我们的生活不可能总是这个样子吧。”卫红说。
“卫红，现在我们是在谈志刚的感觉，怎么又说回你的感觉了？”我插嘴说。
卫红皱了下眉头说：“嗯，反正志刚的感觉也很苦，我也说清。”
“你与志刚是夫妻，每天都在一起，怎么可能说不清志刚的感觉呢？”我又问。
“我就是讲不清嘛，而且我现在跟志刚在一起，都不怎么说话啦，要想听，你去直接问志刚好了。”卫红不耐烦地说。
“卫红，你不能说清志刚的感觉，你不觉得这很说明问题吗？”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你们之间缺乏沟通，说明你不够理解志刚。”
“我怎么不理解志刚，不理解他，我怎么会与他结婚？”
“那你又怎么解释你们现在面临的婚姻危机呢？”
“怎么解释？是志刚变了，他变得俗气了，狭隘了，不像以前那样能理解人，也不像以前那么有闯劲儿了。”
“所以你觉得是志刚的变化造成了你们之间的婚姻危机，是吗？”
“至少大部分是这样吧。”
“那你呢？你觉得你的变化占多少比重？”
“我变了什么，我变来变去不就是为了多读几年书，这又有什么不妥的？”
“问题就在这里了。你瞧，你总是在强调自己出来读书是无可非议。从你在国内背着志刚联系出国留学，到拿到硕士学位后来哈佛读博士，再到现在让志刚出来陪读，你始终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无可非议的，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你感觉是志刚影响了你的学业，拖了你的后腿。你不觉得你在这事儿上想自己太多，想对方太少了吗？”
我终于说出了我一直想说的话。
卫红迟疑了一下反问我：“噢，照你这么说，难道我立即从哈佛退学，随志刚回国经商去，就是想对方多，想自己少了吗？难道我结了婚，就不可以替自己着想了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感到，你与志刚之间缺乏沟通，在某些重大事情的决策上，你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做法，这样势必影响你与志刚的感情。你觉得呢？”我又问卫红。
“我承认我在出来留学和来哈佛读博士这两件事上，是先斩后奏了。但我不那么做能出得来吗？特别是从国内出来那次，如果我听从了志刚的劝告，等候国内的公派机会，恐怕现在不在排队呢。”
“可惜，你并没有坦诚地与志刚讲明这一切呀，而是采取了以既成事实的方法来逼志刚接受你的打算，你不觉得这么做有问题吗？”
“可我这是为了读书呀，又不是为了什和别的事儿。”卫红不甘地申诉说。
“但在夫妻关系上，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反问。
卫红不再说话，眼睛斜望着地毯，过了很长时间才开口说：“你是说，如果我与志刚早讲明这一切，志刚或许会支持我的？”
“你说呢？”我再问卫红。
接着，我又提示她说：“我相信志刚也一定是很出色的。不然，你不会选择他做丈夫的，是吧？而现在，你们已变得形同路人，难道这都是因为志刚不够理解你吗？“
听了我的话，卫红说：“志刚近来总是说我太自私了，难道我真的这么自私吗？“
“你好好想一想，不过我想，志刚说这话，不会是一点根据都不有的吧？“我评论说。
这时候，我们会面的时间又到了，我起身送卫红出门。望着她一脸沉思的样子，我知道我的话她是听进去了。
如果就这么分手，我感到真的欠他很多。
过了3天，卫红依约再来见我。
她一坐定就告诉我，那天与我会面后，她试着与志刚认真地谈了两次话，谈到了他们两人自从卫红出国以来产生的所有冲突。她首次向志刚承认，自己在留学的事情上想自己太多，想志刚太少。志刚也为自己来波士顿以后给她带来了许多的干扰而抱歉。但对于未来的安排，志刚还是坚持要回国发展，他不愿再这样在美国混下去，而且他也不主张卫红为了他牺牲在哈佛的学业。所以志刚打算尽早回国去，至于以后的事情，只有听天由命了。卫红感觉到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却也无可奈何。
“你对这次谈话感觉怎样？“我问卫红。
“我觉得我们终于又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了，我们好久没有这样谈话了。我感到既高兴，又悲哀。”
“噢，请你讲得具体些。”我很高兴卫红能与志刚沟通了。
“高兴的是，我又可以跟志刚开诚布公地沟通思想了，我终于看到志刚原来的样子了。我也感到我们彼此还是深爱着对方的。所以，我感谢你在上次谈话中那样尖锐地指出我的问题。”
我点点头，示意她讲下去。
“但伤心的是，我和志刚都明显感觉在失去对方，因为我们不再有共同语言，也不再有共同的梦想，有的只是共同的回忆，共同的无奈。”
说到这里，她抬起头来，凝视着前方，接着说：“你这幅画儿挺有意思的啊，挂在这儿倒是挺合适的。”
“合适在哪里？”我问。
“合适在——，哎，每个人的婚姻要总是像这幅画中的两只小鸟那样投机，那样悠闲自在就好了。我不知道我们俩还会不会回到以前那样，像这两只小鸟似的。”
“是啊，这真是很难说的事。”
卫红转过脸说：“我真是感到我与志刚缘分尽了，真的。”
“所以呢？”我问。
“所以志刚要是坚持回国去，我就不再阻拦他了。我会竭力帮助他准备好回国发展所需要的东西，我希望看到他重新振奋起来，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是的。”我点点头。
随后卫红又说：“但我真是舍不得志刚就这样退出我的生活。今生今世，我就爱过志刚一个人，如果真的与他分手，我想我是不会再爱上另外一个人了，真的。”
过了一阵子，我问卫红：“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我只能跟着感觉走了。也许我从哈佛毕业后会回国工作的，但我不知道到那时，我和志刚是不是还能接受彼此。”
“那你有没有与志刚谈过你这些想法？”我又问。
“谈过，他只是说，他已经为我牺牲得够多的了，他也不想让我为他去牺牲什么，所以只以各行其道了。”
“那你怎么看？”我再问。
“我也说不清，我什和都不想失去。如果就这样与志刚分手，我感到真的欠他很多。”
显然，卫红已经意识到我前面观察出她的第一个问题，即她的自我中心给志刚带来了不少的伤害。由于她主动向志刚表示了歉意，志刚也转变了往日的粗暴态度。这使得他们两个人沟通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对于将来的发展，他们仍难以取得一致的见解。所以此时，我要帮助卫红的，就是让她能主动承担责任，而不再回避问题，以助她克服依赖他人的心理，这正是我要与她谈的第二个问题。
想到这里，我对卫红说：“上次与你会面，我说要和你讨论两个问题。你还记得吗？”
“记得呵，实际上我们上次会面只讨论了一个问题，那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卫红问我。
“那就是，我发现你在谈话中，批评志刚在困难面前不够有勇气面对现实，却没有怎么谈到你自己有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
“你具体指什么？”
“我是指你在看待你们当前的婚姻危机时，显得很有些患得患失的，好像在等待志刚拿主意。”
“怎么患得患失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和志刚都在感觉到在失去对方，你们已不再有共同语言和梦想了，有的只是对往事的回忆。但我看不出你下一步要采取什么具体行动。包括来这里咨询，你好像也是在期望别人能给你个什么现成的答案。但我不能这么做，我能做的，就是与你一起找出这个答案。”
“是啊，”卫红沉吟了一下，接着说，“我和志刚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现在还深爱着对方，要我们就这么分手，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怎么能不患得患失呐。”
“所以你还是在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别人或时间来替你做主。”
“这——我倒想问你，你要是我的话，碰着这么大的难事儿，你该怎么办呵？”
“我想我会像你一样感到十分为难的，但有一点我会是很清楚的，就是无论最后结局是和是散，这都不可能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一时间，我们两个都没有再说话。我想让她有片刻的思考。
经过一段沉默后，卫红开口说：“我知道你一直想让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其实我也不是那种患得患失的人，但对于我和志刚的这段婚姻，我总希望会有什么其他出路。”
“噢，什么出路呢？”
“比如说，我将来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教书，而志刚能代表国内的一家什么外贸公司长驻美国，那样我们不就还会在一起嘛。”
“那你有没有与志刚谈过这个想法？”
“谈过了，但志刚认为这不现实。”
“他怎么说的？”
“他说，要么就老老实实在国内呆着，要么就想方设法在美国呆下去，不可能夹在中间过日子，做一辈子夹缝人，那样会活得更累的。”
“那你怎么看志刚说的话？”
“嗯，志刚说得是有道理，人是不可能既做美国人又做中国人那么两全其美的。但人总可以尽量扬长避短，找到最佳的生活方式吧。”
“那么你认为，何以为长，何以为短呢？”
“这为长嘛，人可以脚踏两只船，并收中美文化，广增见识，开阔视野。连志刚自己也都承认，出国不出国，感觉就是不一样。我出来这些年，感到自己在看问题的方法上有了很大转变。”
“是吗？那你讲讲看。”
“比如说，我看问题变得更积极，更主动了。在国内，许多事情都要靠单位领导去安排，人活着倒是省心了。在这里，什么事儿都得靠自己去安排，你自己不努力，是没人会主动想起你的。所以，在美国，人总是生活在危机感当中，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你说得很有道理，我深有同感。我有个朋友烦透了国内的铁饭碗，过分看中吃这碗洋饭，结果很失望。我安慰他说，铁饭碗虽然举着沉些，但它摔下去不会碎；瓷饭碗举着轻手，却不经摔，一摔就碎。所以，铁饭碗也好，瓷饭碗也好，也是一分为二的，都别把它们看扁了，没法儿说哪一种饭碗就百分之百地好过另一种饭碗，你觉得呢？”
“对呀，来美国生活，使我真正体验到铁饭碗的牢不可破和瓷饭碗的弱不经摔。我有的朋友来了这儿后，还老是怀念咱国内的铁饭碗呐。唉，人活着，就是这么矛盾，有得也有失；有失呢，也有得。”
“是呵，你说得太对啦，那你觉得这对于你当前的这场婚姻危机，又有什么启发呢？”
卫红不禁苦笑了几声，无奈地摇摇头，没有立即作答。
屋子里顿时又沉静下来，静得连门外有人上下楼梯都可以听得清楚。
卫红耐不住这沉静，打破寂寞说：“你刚才的提问我每天都在想，却总是想不清楚。”
“怎么想不清楚？”
“我虽然与志刚吵得这么凶，但我仍然还爱他。”
“你爱他什么？”
“我爱他的气质，我爱他待人诚恳，我爱他很会张罗事儿，我爱他仪表堂堂，多了。”
“所以，你舍不得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
“那当然了。唉，真是太可惜了，志刚现在不能与我同心同德。要不然，我该多满足啊。”
“那，你自己有没有可能与志刚同心同德呢？”
“难呵，要是我顺了他，我又不愿意牺牲我现在的学业和将来的事业发展。可要是满足了我，我又不愿勉强他在美国这样混下去。所以，我们之间的矛盾，不是谁自私谁不私的问题，也不是谁愿意为谁做出牺牲的问题，更不是谁不再爱谁的问题。”
“很好，就照这个思路说下去。”我冲卫红点点头。
“我真舍不得主这样失去志刚，他其实对我很好的，也为我做出了许多牺牲。唉，天底下这么大，怎么就没有我们俩婚姻的出路了呢？”卫红眼睛里露出忧伤。
我赶紧问：“那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什么具体办法来调解你们之间的冲突，继续维持这个婚姻呢？”
“想过了，但实在无法统一认识。”
“主要在哪些方面？”
“主要在将来的发展方向上和生孩子上。我想留在这里创业，他想回国去发展；我不想在近五六年内要孩子，可他等不了那么久……唉，我们都谈腻味了，不愿再谈了。”
“所以呢？”
“所以——，所以我们只能面对现实了！”
“什么现实？”
“我们不得不分手的现实。唉，你干吗老这么逼问我，我来找你，就是杨找个旁人讨论讨论，看看我们的婚姻不定期有没有救？”
“我没有想逼你。我想知道，你有没有与他人，特别是你的家人谈论过此事？”
“唉，在这里很难找到个知心朋友，大家不是忙功课，就是忙打工。而且就是谈，也是和是散，旗帜分明的，不像在你这里谈得这么深入。‘
“那你家人呢？“
“家人那么远，我只是跟他们简单地讲了讲我们之间的冲突。而且他们远水解不了我们这边婚姻危机的近渴呀。”
“那你也打算像上次上哈佛那样，到时候把你将与志刚分手的决定通知家里就完事啦？”
卫红没有吭声。
“卫红，你前面几次提到，你不习惯我对你讲的话不作表态，那我现在就表一回态，就是通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谈话，我发现你在处理问题时有两个特点：一是凡事做了再说；二是做事务求尽善尽美。我不能说你这两个特点是好还是不好，我只想说，凡事都有两面，得中会有失，失中会有得，这就像你自己刚才讲的那样。但你在考虑问题时，似乎总是在考虑得，被挡住了视野。”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到现在都没有讲出你对出国留学之所失的认识。还有，到现在，你还没有同家人充分交流你跟志刚的冲突，好像总是想瞒着什么，你是不是担心跟家人说清楚，他们可能就会站到志刚一边？可老是这么瞒着，又能瞒多久呢？到时候，冷不丁打个电话给家里，再来一次先斩后奏，你想，家人们会怎么想？”
“我没有与家人通报我们的近况，是因为我不想使他们操心。而且人遇着问题冲突，都会本能地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了，你说你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是只考虑得，不考虑失，还是得失一起考虑呢？”
“那又有什么不同的呢？”
“当然不同了。如果你在考虑问题时，只考虑得，不考虑失，则势必会出现种种的误差，陷入无穷的被动，你说是不是？”
卫红点点头说：“你刚才说我做事患得患失的，嗯，我现在明白了，你是指人不能总是只想着得，而一想到失，就受不了，就不能接受，你是不是想让我看到这一点？”
我使劲地点点头。
我们的缘分尽了吗？
志刚终于回国去了，卫红又可以专心于在哈佛的学业了。
对于两个的未来，他们谁也没明说什么，他们都需要有时间来冷静地考虑这一问题。但卫红不再抱怨志刚无能了，也能够真正理解志刚的心思了。用卫红的话来讲，“我来美国求学，是希望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想到，我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命运也在改变着我。”
卫红还说：“我总算想通了，在我们当前这场婚姻危机中，是不可能有两全其美的结局的。我们想追求各自事业发展这个得，就要承受得了婚姻有可能解体这个失；而若想避免家庭解体这个失，我们就必须彼此做出某种妥协，以换取我们能在一起这个得。所以，我们都需要静下心来，多反省反省自己的考虑，多想想对方的处境和心情，也包括长辈的感觉。志刚说，我们还是有缘分的，只是这两年的生活变化太大，使我们彼此不能再适应对方。但我们本质上还都爱着对方，所以我们没必要急着决定我们该怎么办。我与志刚的缘尽与未尽，只能让时间来告诉我们了。”
卫红与志刚的缘分到底尽了没有，我不得而知。
但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答复的。而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卫红都会变得更加成熟而富于自我批评的精神。
而这，就是我所能帮卫红的忙。
“我们的缘分尽了吗？”这个问题只有卫红自己才能说得清。
个案分析
卫红的自我中心思想表现在什么方面？
出国留学之何所得？何所失？
这是每个出了国的人经常思考的问题。人们想来想去，恐怕也只能得出与卫红相同的结论：人生之有所得，也必有所失；有所失，也必有所得。
在本咨询中，卫红为了追求更多的学问及更高的学历，不惜牺牲个人的婚姻。但卫红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把婚姻失败的原因大多推到志刚身上，埋怨他变得狭隘，懒惰，脾气暴躁，没有进取心。殊不知，志刚在美国是人下人的感觉，正处于人生的低潮之中，他怎么能有更好的表现呢？
与此相反，卫红由出国留学到来哈佛读博士学位，再造了她人生中的辉煌，一步步都很顺利。纵使她要打工挣钱，也只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黎明前的黑暗。哪像志刚那样，夜茫茫不见光明路。
所以，卫红在美国得到了自尊的满足；而志刚在美国感到的尽是自卑。
这正是卫红所忽略的一点。
卫红的一个百思不解的问题是，自己多读几年书有什么不对？的确，没有人可以直接说她说得不对，还会有人称颂她这是妇女独立意识的觉醒。但卫红没有充分思考的问题是，事业与家庭的冲突，不是一个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一个得失平衡的问题。
难怪卫红每言及此，都会理直气壮的。
卫红不是不关心志刚，将两个出生不久的婴儿带到一个遥远的地方陋离起来，每天由人供给他们食物饮水，却不许与他们讲话。
国王设想，这两个与世隔绝的孩子发出的第一个音节，一定是人类祖先的语言了。他希望这个音节是埃及语中的一个词。待这两个孩子2岁时，他们终于发出了第一个音节Becos，可异，埃及语中没有这个发音。于是，这位国王伤心地发现，埃及人不是人类最古老的民族。至于哪个民族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呢？他不再操心了。好在最后他还是把那个两个孩子带回了人间。
国王把小孩子的偶然发音当作人类最古老的语言，这不但使他大失所望，也使心理学的第一实验“出师不利。”怪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