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维果斯基
Lev Vygotsky生于1896年，出生地：俄罗斯帝国，奥尔沙。
卒于1934年，逝世地：苏联，莫斯科。
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和沙尼亚夫斯基大学。
核心思想
列夫·维果斯基（Lev Vygotsky）是一名比较罕见的心理学家，他的理念在他去世数十年之后才获得广泛关注。之所以会这样，部分是由于他的著作原本是用俄文写就的，没有尽快得到翻译。他的部分著作在被介绍到西方学界之前，黯然“沉睡”多年，另有一些甚至曾经经历过审查。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英年早逝；三十七岁那年，他就因为罹患结核病而去世，没有时间让自己的理论得到广泛认同。
维果斯基是第一批将文化因素纳入到考虑范围之内的早期心理学家。他的发展理论从本质上而言被认为是具有“社会文化性”的，共包括两大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认知发展取决于一个人所处环境的文化与社会影响。而第二个主题是，学习本身从本质上而言是主要具有社会属性的，并且通过与那些比我们更富能力的个体交往，我们的认知能力将会发展得更加充分。
维果斯基将发展本身视作按照次序逐渐出现的四个不同水平，所有水平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
●微观发展。个体处于重要人生发展阶段过程中所出现的微小变化。
●个体发展。个体在生命历程中间所经历的发展类型（通常是发展心理学家最关注的发展类型）。
●物种发展。被数千年进化力量所塑造的发展类型。
●社会历史发展。随着时间发展出现的文化改变，能够让我们的经历与学习方式发生改变。
与其他发展理论不同的是，维果斯基非常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个体的发展取决于他所处的文化，而且，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所经历的认知及智力发展阶段并不一定完全相同。
维果斯基最广为人知的理论被他称为“最近发展区”理论。学习者独立所能达到的程度，与在更加成熟的人的鼓励和指导下所能达到的程度之间，存在着差距，而最近发展区就处于其中。维果斯基认为，这就是指导学习最有效的点，这是真正的认知成熟出现的地方，而且，优秀的教师会将他们的努力集中在这一区域。譬如说，一个学步的儿童正在看着她哥哥的木制火车轨道。她努力想靠自己将它们组装起来，但是却进展迟缓；她把两个栓放在一起，却没有将栓和洞匹配起来。她的哥哥，虽然有时候会把她赶走，现在却心情不错，与她坐在一起，给她展示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女孩刚开始需要哥哥的帮助，所以，哥哥与她一道，耐心地帮助她将不同部件贴合地组装在一起。很快，她就能够独自完成组装了，不久之后，她就组装了一条两英尺的铁道。正是由于她的哥哥与她在最近发展区“碰面”，既没有居高临下地给予指令，也没有重复她的错误做法，所以，她才能够学有所得，而且她也相应地成熟起来。
在维果斯基看来，虽然其他理论都认为学习是一种被动接受的或者自我导向的过程，但它其实是一种主动的且相互合作的过程。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需要去精心剪裁自己的课程。任何根据学生个体特点而因材施教的教师，都是在亲身实践着维果斯基的理论，而且，如果教师们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那么就会使得学生健康成长。只要教师和学生之间通力合作，不论教师是兄弟姐妹、朋友、家长、教练，还是公立学校的辅导员，都能够提升学习者的动力，并且鼓励学习者去破解难题、形成有效的策略，从而完成任务、掌握技能。
维果斯基认为，不同的文化拥有不同的“智力适应工具”——不同文化用于帮助个体学习所设置的特定结构。不同的集体，由于需求不同，所奖励的技能也完全不同。如果你出生在一个从小就需要自己去狩猎以获取食物的地方，那么，与其他文化环境下的同龄人相比，你的空间技能可能会发展得更加完善。或者，譬如说你的父母是艺术家，总是认真地向你教授并且教你鉴别光谱上的不同颜色。如果是这样，那么很可能你从儿童期开始就会拥有出色的色彩分辨能力，而且终生都会在这方面很卓越。
维果斯基认为，发展的过程，既受到文化的助力，亦受到与那些比我们更有技能的人进行互动的助力，这是初级的心理功能发展到高级的心理功能的方式。初级的心理功能是婴儿与生俱来的，譬如说感知事物、注意刺激、感知身边的世界以及记住不同经历的能力。高级的心理功能则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得以发展，它们直接受到社会文化经历的激发，而社会文化经历也是学习得以发生的原因。
重要影响
虽然对于维果斯基某些著作的翻译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受到学界的诚挚欢迎。他的理论在教育界得到了广泛的尊崇，而且这些理论也影响到了其他优秀的发展心理学家，其中就包括让·皮亚杰。维果斯基的合作者非常多，他与他们分享了自己的学术观念，这些人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群体，被称作“维果斯基圈子”，他们对于社会及文化心理学的理论激发了后续各种研究的出现。
维果斯基提出的文化的智力适应工具理论，看起来十分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当代的研究以各种各样的技能组合为对象，结果发现，维果斯基的理论的确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得到验证。
近期，数字系统获得了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数字命名方式。譬如说，在日本，人们所使用的是十进制的命名系统，与中国、土耳其、韩国和朝鲜相同，这是一种具有恒常性和系统性的数字命名方式，以“十”为基础的逻辑贯穿始终，比如数字“11”被称作“十-一”，数字“12”被称作“十-二”，依此类推，而在说英语的国家之中，对于数字的命名传统却独树一帜，没有遵循同样的逻辑。跨文化研究结果表明，由此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结果是，一个美国的学前儿童可能在数字使用流畅度上存在劣势，而且这种劣势甚至可能会持续到成年阶段。
另外一个令人着迷的研究领域，虽然在维果斯基去世之后多年才蓬勃发展，但是仍然体现出了他的理论所具有的价值，这就是音高辨别力。音高辨别力是音乐家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特质，它指的是无须参照点即可判断出一个音符的确切音高的能力，这是聚会上一个有趣的小技能：只要有人拿叉子敲打一下玻璃杯，马上就有高手精确地说出“升C调”。
很多才华横溢、自律甚严的音乐家终其一生也没有掌握这一技能，而那些展现出这一技能的人则通常处于儿童早期，能够在音乐训练中初露锋芒。长久以来，这都被认为是基因使然。但是，近期的研究表明，音高辨别力或许要比之前学界所认为的更加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且或许反映了维果斯基所提出的适应性工具的概念。在口语为“声调语言”的地方，音高辨别力的出现率要更高。在声调语言中，譬如说普通话或者广东话，听话者必须要学习词语之间的声调变化，否则就可能会把不同的词语混淆起来，因为不同的声调，或者说音高，会赋予字词不同的含义。举个例子，“ma”这个音，如果像大声朗读那样发音（mà），表达着“责骂”的含义，而发音“ma-a-a”（mǎ），类似于哭喊，意味着“马”。（如果用较高的起始音高发音的话，“mā”这个音其实还能表示“妈妈”的意思。）不过，在英语当中，却并不存在类似的差别。当然了，声调和音调能够充分表达你的情绪状态，或者在一句话中你想着重强调的部分，又或者你说的话究竟是一个问题，还是在简单地陈述事实。但是，单个的词语并不会因为音调变化而发生含义上的更改。不论你在说“elbow” [1] 时是高音调还是低音调，它的含义都是相同的。如果你用高音说“el”、用低音说“bow”，或者用低音说“el”、用高音说“bow”，不会产生什么大影响——别人仍然知道你说的是同一个单词，相互理解不会出现偏差。根据维果斯基的理论，由于说声调语言的人从出娘胎起首次听别人说话开始，就不得不学习去注意并且最终区分出这些音调，所以，他们更有可能会发展出音高辨别力。维果斯基从来都没有亲自去调查这一问题，但是他的理论却极具先见之明，他向我们表明，想要解释我们缘何成为今日的我们，不仅要从人类的基因或者个体经历入手，还必须要考虑到我们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