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唐朝有个名叫常敬忠的学士，记忆力惊人。十多岁时，他已遍读五经。有一次，唐玄宗李隆基叫燕国公张说对他进行考试。张说拿出了一本十分罕见的万言书，令常阅读十遍后背诵。常敬忠正襟危坐，默默记诵，读到第七遍便背诵如流，一字不差。唐朝还有个崔涓，他初到杭州做刺史时，为了要熟悉衙门中的书吏、差役等人的姓名，便命每人以纸一幅，用大字写上自己的姓名，缚于襟上，经过他面前一阅，以后，书吏差役好几百个，他都能直呼其名，没有差错。“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实际上，记性好的人何止记得十年前的乡音熟人，就是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七、八十年前的往事，有的也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记忆力好的人还可以举出很多，据说哲学家培根、大诗人拜伦，对他们自己所写的书，过了很多年后，还能背诵出来。
为了弄清记忆力的奥秘，科学家们作了长期的研究，揭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的实质。人脑大约有一百多亿个神经元，九千万个辅助细胞，能储存一千万亿信息单位，这个能力连大型电子计算机也望尘莫及。计算机能记忆，是因为有储存器。那么人脑呢？科学家曾发现，脑神经细胞中的核糖核酸含量比别的细胞要丰富，这引起了科学家的注意。瑞典神经学家海登通过试验，发现受过某种“学习”训练的大鼠，脑细胞中核糖核酸的含量比通常的大鼠要高出百分之十二。根据核糖核酸的主要功能是形成特殊的蛋白质分子这一事实，研究者又设计了一种实验：使大白鼠学走迷宫，然后立即注射一种可以干扰核糖核酸形成蛋白质的药物，大白鼠便忘掉了所学的东西。看来，核糖核酸和蛋白质都与记忆机能有关。即使记忆信息是编录在神经细胞的核糖核酸或蛋白质分子的结构上，那么谁是这些信息的“绿衣使者”呢？
有人在刺激动物的迷走神经时，从神经周围的灌流液中发现了一种“迷走物质”，后来证明是乙酰胆碱。这类物质广泛执行着传递各种神经冲动的任务，特别在有关记忆和学习的机能方面有着明显的作用。它可称为传递记忆信息的一个“绿衣使者”。近些年，科学家们又发现，记忆贮存与脑垂体激素有关。脑垂体激素中一种由七个氨基酸组成的肽，可以促使记忆力旺盛，注意力集中，使智力障碍者的理解力以及工作能力得到提高，还能使老年人的记忆力增强。曾进行过这样的试验：给一些人注射肽，另一些人注射盐水，他们的面前放一本画有各种几何图形的书，然后把书关上，要他们画出见到的图形。注射肽的人对图形的记忆要胜过注射盐水的人。
随着行为神经科学的兴起，有的科学家研究了感情和情绪同记忆力的关系，认为，情绪记忆和学习，可能受脑内由化学物质支配的“好感机构”所控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这样的体会：感兴趣的东西容易记牢，激动人心的事往往终身不能忘怀。在脑内支配“好感机构”的化学物质中，有两种“脑的天然鸦片”——脑腓肽和内腓肽。据说这两种化学物质是驱动记忆的关键动力。因此，人的脑子在喜、怒、哀、乐、爱、恨、惧等方面高度兴奋的时候，对所发生的一切会自然而然地牢记不忘。例如，尝一次黄连，你就会永远记住，黄连是苦的；半夜里听到一声恐怖的嚎叫，你也会毕生难忘；一个特别美和特别丑的形象，一瞥之后也会终身难忘；你正与一位姑娘谈恋爱，她的悄悄耳语，你会点点滴滴铭刻在心，永世不忘。
爱之越深，便记得越牢。因此，当你学习知识时，要倾注你的深深的感情。明代有一部笔记，名为《泽山杂记》，笔记中叙述了明代洪武年间一位御史大夫景清的事迹。景清与方孝孺齐名，是反对永乐政变而殉难的明代杰出人物。他在青年时代对读书有浓厚的兴趣，十分勤奋。他的同舍朋友有秘本，景清向之求借，只同意他看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得还书。景清如饥似渴地读那本秘书，只一夜功夫就能背诵全书。而他的同舍朋友虽然藏着秘本，却没有读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增强对事物的浓厚兴趣和热烈情感，对于加深记忆是十分重要的。
美国心理学家杰勒德谈到过一个例子——一个泥瓦匠在催眠状态下正确地描述出了他二十年前砌入墙里的一块砖头上面的每一个凸凹点和沙块。这说明信息一经储进大脑，是不会轻易失去的，但是人脑有别于电脑。它只接收它所能容纳的信息，也只有当它在高度兴奋与清醒的状态下才接受各种信息并进行处理加工。有的信息在脑中转游一圈就消失了，这就是短时记忆；有的信息则在大脑中储存下来而成为长时记忆。所以，心不在焉、走马观花式的学习，激不起大脑的兴奋，输进的信息是微弱的；过度紧张的那种“悬梁”、“刺股”的疲劳战以及枯燥而机械的死记硬背也会使大脑细胞活动衰弱，皮层受到抑制而对输进的信息持“不欢迎”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