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所谓的虚假记忆综合征，催眠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之中。其中牵涉到的案例是，患者在治疗中会记起早已遗忘的发生在过去的受虐事件。这有时被称作被压抑掉的记忆或恢复的记忆。但事实上，这些“记忆”经常最终被证实是假的，而被指控的肇事者也是冤枉的。并非所有这些案例都与催眠有关，其他形式的疗法也被使用。但是，催眠在很多这类备受争议的案例中的使用使其受到舆论瞩目，而其帮助患者恢复记忆的能力也因此遭到舆论质疑。在验证催眠记忆的时候，受催眠者内心世界的画面与经历现实社会真实性的考证是一个社会的普遍问题，也是人们对催眠疗法暂时还无法理解的。
当患者在此类例案中借助于治疗回忆起的基本事实被证实是虚假的时候，警钟就敲响了。例如，在一个案例中，一名妇女说她曾经在两岁时遭到父亲的虐待，但事实上她两岁时一直在和狱中的母亲一起生活。这种“记忆”的虚假，使得很多人开始认为催眠有“欺骗”行为。
这种争议导致的结果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一些明显犯有虐待罪的肇事者都纷纷翻案。虐待案件的唯一真实证据往往是被害人的陈述，而他们却只在治疗中记起相关细节。于是直接后果是，一些患者起诉治疗师，指控后者在他们的大脑里灌输了虚假的记忆。所以才导致自己的口供有误，但关键问题在于：催眠所诱导出的记忆可靠性到底有多大呢？
1985年，美国医学学会科学理事会发布了一项声明，警告说：“在催眠状态中回忆起的信息有可能属于虚谈或伪记忆，不仅不会更加精确，实际上反而会比非催眠性记忆更加不可靠。”这不得不引起催眠师的思考。
虚谈现象是指人们针对关于过去提出的问题给予虚假或人为虚构的答案，从而填补记忆遗忘所造成的空白，但同时自己却相信这些答案的真实性。1993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警告说，被压抑掉的记忆可能是虚假的，尤其是当治疗师试图将这些记忆恢复的时候，就会主观或者强制地灌输记忆，让受催眠者被动地去接受。
批评者们指出，这种恢复的“记忆”有时归咎于催眠师，因为他们一味搜索被压抑掉的童年受虐记忆，找不到就不罢手。
在这种情况和这种压力下，受暗示和想象力影响的无意识心灵便会提供一些细节以满足盘问者。一旦这些记忆被创造出来，它们便变得和其他记忆一样真实，并且在患者的意识中获得真实记忆的地位。这种受感官、知觉认知上主观意识的偏差而产生错误的证词，致使警方侦查方向很容易误入歧途。
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是，一些治疗师诊断出（往往是错误诊断）病人患有多重人格障碍——现在称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而他们认为童年的受虐经历是发病原因。这使他们的决心更为坚定，一心要释放患者意识中的这些丢失的记忆。事实上，现在有很多专家认为，真实而严重的童年受虐经历也许被埋藏在了心灵深处，但却很少会被受害者彻底遗忘。所以催眠的记忆仍有可能启动记忆边缘系统的情绪机制，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释放。
这并不意味着在催眠作用下回想起的所有记忆都是虚假的，也不表示鼓励患者回到童年的催眠疗法帮不上任何忙。但是这却表示，有关过去犯罪行为的恢复记忆不能作为法律程序的根据，除非还存在着强有力的外部支持证据，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